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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銀行需要一場集體大手術
2019-08-30

導讀:陣痛之后如何迎來新生?

“一個字,難。

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王進剛剛從山東某城商行的對公信貸業務部調至風險管理部,專門負責不良資產的清收和管理。談及近幾年的工作體會,他感慨,“仿佛在經歷一次漫長的寒冬”。

這背后,是中小銀行奮力掙扎走出寒冬、邁向新生的共同命運。

5月至今的短短三個多月內,已有三家銀行被監管層實施托管或戰略重組——包商銀行被委托至建行托管;錦州銀行引入工銀投資、信達投資及長城資產;中央匯金公司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股恒豐銀行。

似乎突然間,中小銀行被集體置于聚光燈下。事實上,中小銀行的問題由來已久,罰單、股權流拍、評級下調等問題早已在業內引發關注。

有分析認為,以地方政府及企業債務問題的周期性困難為“導火索”,到明年年底之前,債市流動性趨緊或將造成部分中小銀行流動性緊張,類似的托管或戰略重組事件大概率仍會發生。

“這不一定是壞事。”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執行院長錢軍說,經歷“刮骨療毒”之后,中小銀行或以新的隊列和姿態,迎來新生。

重重困局

包商銀行被托管,是捅破窗戶紙的那一刻。

“明天集團合計持有89%的股權,我們也是看了央行披露的信息才知道。”包商銀行北京分行某部門負責人表示,實際不良率、撥備覆蓋率等數據也是一概不清。

這只是中小銀行問題的一個側面。整體來看,中小銀行存在著諸多經營困局。

一是公司治理不完善。許多農商行的高管僅是短期借調、代理或指派任命,對當地經濟結構、產業人文并不熟悉。“有些根本不懂金融,連巴塞爾協議都不知道,怎么管理好銀行?”一位城商行行長李明無奈地說。

甚至,一些中小銀行已變異為地方政府、大股東的“提款機”,包商銀行就是典型代表。“因此很多風險事件表面上是信用風險,本質是操作風險。”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陳嘉寧說。

二是行政色彩過重,致使業務“跑偏”。前述包商銀行負責人告訴記者,其所在部門近九成業務是行領導授意而非自主開展。“我們做的不是市場化業務,而是領導指派的任務。

三是負債結構欠佳,同業負債占比過高。此前,同業業務曾是中小銀行實現跨地區擴張的重要工具之一,也造成了中小銀行對同業負債的高度依賴。隨后,金融去杠桿、削減同業套利的監管政策,直接導致中小銀行“斷糧”。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18年9月底,包商銀行同業負債占比約44%。截至2018年底,龍江銀行、貴陽銀行的同業負債占比分別為34%、31%。

這使得部分中小銀行只能通過投資高風險、高收益資產或進行錯配,以彌補前端高額的資金成本,卻造成了風險的進一步積聚和疊加。

四是資本金呈現缺口,亟需補血。截至2018年末,桐城農商行母公司口徑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分別降至0.23%和2.28%,均嚴重低于監管要求;截至2018年6月,貴州烏當農商行的一級資本與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甚至跌為負數,均為-1.36%。此外,紫金農商行、甘肅銀行、溫州銀行、吉林蛟河農商行等的資本充足率均在監管紅線徘徊,亟待補充資本。

今年以來,商業銀行啟用永續債、二級資本債、可轉債等各類資本補充工具緩解資本金壓力,但市場對中小銀行卻不甚友好。“發行成本高,且發行后無人問津。包商事件之后甚至要溢價很多才有人詢問。” 廣東省一農商行董事長提到。

捂不住的不良

身處重工業城市,王進目睹了經濟繁榮時銀企的共生共榮,也正在經歷銀行無法雪中送炭的無奈。從大刀闊斧拉業務,到小心翼翼處置不良,他壓力倍增。

由于地方支柱產業單一,植根本地的城、農商行的貸款集中度普遍高于同業,前些年的快速發展導致銀行放貸暴增。一旦支柱產業出現問題,不良便會集中顯現。這也是中小銀行天生的脆弱性。

為了緩解不良壓力,一筆貸款出現不良后,前期通過降息、免息等方式續作維持。若企業的還款能力進一步惡化,則通過調整結息方式拖延:從按月付息調整至按季、按年付息。后期若企業徹底“繳槍”,如資金鏈斷裂、停產,則必須通過打包處置、債轉、核銷,甚至政府主導介入等方式及時處置,“否則拖到最后處置難度更大,可能2-3折都拿不回來。”王進說。

但問題在于,核銷指標無法覆蓋不良規模,“甚至只是杯水車薪。”

假設該城商行分行的某筆貸款有1000萬仍未收回,若打包處置能收回250萬,余下750萬則只能進行核銷。“拮據”的是,該分行被分配到的核銷指標總共僅為1億元/年,“很難覆蓋存量不良的規模,所以我們連核銷指標都用得小心翼翼。”王進苦笑著說,這種情況下只能想盡一切辦法,“要么拖著,要么讓不良變形。

比如,A企業在該行有500萬貸款無法償付,該行通過給B企業增加一部分授信額度,讓其協助承擔前者的不良資產處置。這種做法名曰“增信讓利”,實際上是以時間換空間,暫緩不良的集體爆發。畢竟,騰挪和變形只是暫緩之計,中小銀行背負的不良壓力仍有增無減。

這只是中小銀行實際不良狀況的縮影之一。今年4月,國家審計署曾發布公告,去年我國7個省(區)的部分中小銀行不良畸高,河南省42家銀行中有12家不良率超20%,個別超40%;河北、山東等地部分金融機構掩蓋不良資產金額達72.02億元。

活下去的問題

自去年從建設銀行轉至城商行工作后,李明一直在適應中小銀行的生存與競爭環境。他用“慘”“難”二字形容這一年來的體會,在他看來,中小銀行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還不到如何轉型,而是如何生存。

王進告訴記者,今年該行僅零售業務、優質抵質押類業務、政府工程類業務略有新增,企業信貸業務不再新增。他透露,某大型股份行甚至計劃將當地的對公信貸業務全面撤退,“一筆不留”。

包商銀行、錦州銀行及恒豐銀行等風險事件的發生,某種程度上加重了外界對中小銀行的擔憂。

中小銀行普遍陷入同業存單難發的困境。Wind數據顯示,5月28日、29日同業存單認購率由此前一周的85%一度下降至不足50%,直至6月初整體認購率才恢復到60%左右。

好在監管層及時出手。6月5日,央行上海總部表示,將持續密切跟蹤金融市場動向,高度關注中小銀行等金融機構流動性,及時回應市場的關切,對出現臨時流動性問題的中小銀行及時給予支持。6月10日,央行對部分中小銀行發行同業存單提供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CRMW),提供信用增進支持。

此后雖有回暖,但壓力猶存。央行公布的6月金融機構信貸收支表顯示,同業存單出現了明顯的分層: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的同業存單發行利率已打開下行通道,但城、農商行的存單發行利率仍然處于高位,分化顯著。

市場對整個中小銀行的信任危機逐漸加大。“包商銀行事件剛出時,有人向我咨詢是否應將一筆幾百萬的公款存款由城商行轉存至國有大行。”一位城商行獨立董事苦笑著說。

不破不立

“金融體系要有新陳代謝,該破則破。”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說,“但破要有序,應避免產生系統性風險。未來監管如何到位、如何問責,和存款保險制度如何結合是一系列問題。

破是必要,如何立更關鍵。在維持金融系統穩定運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的前提下,各方關注的焦點應從中小銀行的風險轉移到如何幫助其長遠、可持續發展。

浙江省農信聯社理事長王小龍表示,宏觀層面,需要穩定的貨幣政策,從根源上解決過度“加杠桿”造成的資金短缺、利率居高不下;微觀層面,銀行應堅持回歸本源,服務實體,專注主業,扎實做好以信用為基礎的信貸業務,避免過度創新導致脫實向虛。

市場信心可以慢慢修復,流動性方面央行也或將給予特殊安排。“但更重要的是完善頂層設計,包括銀行的兼并重組、風險處置及退出機制。”錢軍表示。

兼并重組能夠通過優勝劣汰將不良高企、資本金告急、發展乏力的“類僵尸”銀行淘汰出市場,讓銀行系統進行一次新陳代謝,從而讓更多優質的機構、先進的方法脫穎而出。“這樣既能協助實現做大做強,也是化解、緩釋風險的一種常規手段。”陳嘉寧說。

業內人士期望,困難之際,監管部門能給予中小銀行適當、特殊的政策支持,如拓寬資本補充渠道、推進定向降準;強化對其股權管理、大股東控權導致的各類問題隱患的規范和監管除“一參一控”的要求之外,可探索設定更細化的商業銀行股東資質、股權管理細則,等等。

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伙人曲向軍預測,未來三或五年,銀行業會有兩個重大趨勢:一是分化加劇,二是大量農商行和城商行或將被并購。

市場期待看到的是,經歷一場“大手術”的中小銀行,能夠在陣痛中迎來新生。

來源:財經國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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